“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好人’的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 ——冯书生：《拯救“好人”观念：一次可能的尝试》，《河北学术期刊》2025年第2期，第131-140页。本期评述：陈新宇 梅建华 文字摘录：罗东 在当代，除了书籍之外，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知识生产和知识积累的又一主要载体。今年8月以来，《新京报书评周刊》以书评为基础，拓展了“学术评论与文摘”的知识传播，并准备了“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将人文社会科学与科学期刊材料、报纸文摘一起传递。每周一期，推荐两篇文章在每一期中。每期均由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担任审稿人。我们期待向您传递最新的既专业又前沿的论文。我们也希望入选的论文对本土或世界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并对中文写作有独特的态度。这是第10期。第一篇论文的作者冯书生探讨了“好人”概念的诞生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好人可以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温暖的人，或者一个专注的人。许多道德榜样反映了我们对好人的期望。与人们想象的相反，做一个好人并不容易。在以制度和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我们还需要“好人”吗？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作者想论证这样一个概念：“好人”不是某种特定的美德（与“保持诚信的人”并列），而是美德的起源和美德的根源。原始的美德。其内涵不受社会环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以下内容经《河北学术期刊》许可转载。摘要、参考文献和注释等详细信息请参阅原始出版物。作者 |冯书生，明代仇英《人物故事》《山水流水》部分。 “好人”作为最基本的分析表达方式之一，经常出现在日常谈话和大众传媒中。然而，在严肃的哲学讨论中，“好人”长期以来被用作一种自我概念，而不是作为一个中心伦理概念。本文认为，“好人”不是指具体的美德，而是指美德的来源。古代人的美德与现代人的美德在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但在“好人”的结构观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我们要在哲学伦理层面研究“好人”，道德社会学实践层面的“好人”。前者形成了后者的范式。一、“善人”作为“善的源泉” （1）从“神与人的关系”到“人与人的区别” 善的源泉存在于每一个文明或理论范式的起点。后续或派生的美德必须不断回归美德的源头，才能获得价值和发展动力的支撑。对于儒家伦理来说，“德”是美德的源泉，其他美德必须通过“德”来解释。儒家学者的学术叙事必须不断回归“德”。善良是一个人。 “返“善”，就是返“人”。跨天沟通并没有成为伦理学的主要学术概念。其他 人类自我的觉醒，并不存在“好人”，因为与上帝相比，人不是巫术、宗教和人类日常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是命重礼，重天终，不坠。队伍后面的那个被困住了。很明显，她是一个寡妇，没有任何掩护。 “斩断人人都可以用巫术登天的可能性，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上，从而使好人与坏人的问题凸显出来。不仅是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也从史诗时代走向哲学时代，希伯来文明从《旧约》时代走向《历史》时代的过程。22:24）可以认为是焦点转移的重要标志。希伯来文明的神人叙事首次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的人文主义转向时期，更确切地说，标志着人类理性的挑战和信仰的逐渐胜利。苏格拉底被迫在法庭上回答“好人”的问题。除了战场之外，最能迫使人们充分发挥理性的地方就是法庭，因为这两个地方最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战斗的双方不分善恶，只分生死。敌人不一定是坏人。法庭意味着强制惩罚，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仅次于肉体战争。这是一场理性战胜情感的灵魂之战。违法者不一定是坏人，合法与非法并不对应好坏。然而，在传统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甚至是完全矛盾的。在现代社会，它们并不能严格区分。因此，首先困扰加害者的就是观众，包括加害者本人的道德判断。因此，法庭审判总是ys 有好和坏的含义。或许，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道德考量的法律判断，只是差异程度不同而已。对于苏格拉底时代的背景来说，不仅道德和法律受到扰乱，而且人与神也没有完全分离。所以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是这样的：“苏格拉底是腐蚀青少年的邪恶分子，他不信仰城邦所信仰的神灵。”这两个看似简单的指控，实际上涉及人神两方面，伦理、政治、宗教三位一体。 “坏人”是一个伦理问题，“不信上帝”是一个宗教问题，而在法庭上审判这两件事则是一个政治问题。苏格拉底的自我辩解试图将三者分开，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好人”问题最大限度地被认为是人类伦理问题。针对这一指控，苏格拉底指出“一个坏人总是会苏格拉底的自辩是一个笼统的论证，“我是一个好人。”面对死刑，他的最终结论是：“对于一个好人，即使在今生或死后，上帝不会受苦，上帝也不会忽视他们。”可以说，苏格拉底实际上推进了人神叙事。传说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叙事，其焦点逐渐从“神与人的关系”转向“柏拉图的作者”作者：【古希腊】柏拉图译者：水剑甫版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善人与坏人的分离是人类文明从神本位转向人本位后的第一个重大区别，也是后来所有变异的基础。基于人的好/坏的方面并回到源头。只是在很多情况下，“好人”往往都被实现了。首先遮盖的“好人”自然是上帝，因为人本身就是从上帝的遮盖中诞生的。指责苏格拉底是毁灭青少年的坏人的被告利用苏格拉底来教导青少年不要相信上帝。但在苏格拉底时代，日常生活中人与神的关系的主要影响已经逐渐让位于这个时代的接触，而这些神真正的积累只是一种传统的虔诚。“好人”不是上帝，而是参加检验最终是规范社会“政治”中的“好公民”：城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通常被称为“美德伦理学”或“幸福伦理学”，而不是“好人”伦理学。他确实是。 “每一种品质都有一些高贵和令人愉悦的东西。一个好人与另一个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似乎看到了一切的真相。他似乎好人是标准和标准，那么什么是好人呢？否认我之前对苏格拉底的描述：“坏人总是伤害亲近的人，好人总是有益于亲近的人。”但这里的有益和有害不是指物质财富和名誉，而是指灵魂的完善。苏格拉底在辩护中说，即使他被释放，他也不会停止向他遇到的每个人传授真理： “最美丽的人们，你们是最伟大城邦雅典的公民。你们拥有同等的智慧、声誉和能力。然而，你只关心财富、名誉和荣耀，而不关心思想、真理和灵魂的完善。译者：廖慎白 版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方式，从灵魂的行动完善的角度来描述好人的思维路径。 《Nico》的开篇章节《马赫主义伦理学》指出，“人类的每一次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为本身而渴望比为自己而渴望更加完美。美好的事物分为三类：外在的善、肉体的善、灵魂的善。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的善是最恰当的、真正的善”，幸福作为人的最高善目标在于灵魂的完善。美的事物的分类对应于人类活动的分类：营养与成长、情感的生命活动、理性参与的生命活动，其中，实践活动是人独特的活动，“行为符合其特有的美德，就完成了”，“善人的活动是这种活动的正确而光荣的理想”。灵魂，是一个好人的活动。 “好人”就是好人，好人就是“好人”。美德是以“善人”的活动为基础的，“善人”也是由善来定义的。电影 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 (2001) 的剧照。进一步的问题是，美德与做好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是如何展开的。美德必须来源于“好人”的实践活动。好人的活动就是灵魂证悟的良好活动，关键在灵魂。灵魂分为无理部分和有理部分。无理部分分为一切生物共有的以营养和生长为特征的植物部分和以冲动为特征的欲望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植物活动“在睡眠时最为活跃，好人与坏人的差别在睡眠时最小”。所以，这部分德性不在人间。n 美德。没有理则的欲望部分参与了理则，因为它遵循理则。为了划分灵魂，人类美德被分为与逻各斯部分相对应的智力美德和跟随逻各斯部分的道德美德。理性分为反思理性和实践理性。如果是冥想或修行，理性的活动就是为了获得“真理”，其美德就是“允许获得真理的品质”。这种品质就是智慧，推理的德性就是智慧。 “聪明人的特点是，他会考虑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特定方面是好的和有益的，例如有益于其健康或力量，而是总体上有益于美好的生活。”因此，作为一种智力美德，“智慧是一种关乎善恶、符合逻各斯、寻求真理的实践品质”。道德良善是一种品质f 选择适度。 “首先，它是两害之间的中间立场，尤其是过度和缺乏；其次，旨在选择情感和技巧的节制。”道德良善使我们能够确定良好的目标，而智慧则使我们能够选择正确的手段来实现我们的目标。一、善人既真又善，具有理智和道德美德。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做一个好人并不容易。因为很难找到万事万物的中间点”。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原本意义上的“好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你必须在很多实际的事情上长期保持温和，才能被评价为一个“好人”。而且，一个被评判为“好人”的人，如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很多实际的事情上都不能做到节制，他就不再是一个“好人”了。换句话说，“好人”是普遍美德的相对稳定的综合体。五维贤《高士图》部分朝代。中国哲学家中虽然没有“好人”的概念，但“君子”与之类似。 “君子是中庸，小人是中庸的反面。” “就是完美的意思！人可以长寿。” （《礼记·义理》）强调稳定、适度的品质，这是很难达到的。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变化，做一个“好人”不能靠机械地遵循规则来实现，而是需要“思考”的参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没有智慧，严格意义上的美德就不可能出现”。回到苏格拉底，“知识就是美德”，行恶无恶，恶来自于无知。所以，做一个“好人”的首要条件就是有“知识”，会“思考”。儒家讲“学而为人”，也强调学与思的融合。俗话说“学而不思则罔”只有通过“知”和“思”的能力，并通过不断训练养成节制（节制）的习惯，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成为美德的源泉。换句话说，“好人”实际上是“知”、“思”、“行”三位一体。 2.传统与现代的“好人”（1）分析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传统与现代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析范式，甚至是学术分析的霸权，它无意中控制或影响了人们对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这种“传统/现代”的学术分析框架是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对比，“好人”往往被视为熟人社会中的一个概念，难以处理人际交往问题。在一个斯特兰社会蒙古包。无论“好人”是古代城邦社会所推崇的正义、勇敢、品行、虔诚、友爱等一般美德概念，还是传统宗法社会所推崇的德、义、行、智、信等具体美德，那么这种传统与现代对比的分析路径都是非常令人信服的。然而，“善人”并不是一种特定的德性，而是一种善的源泉或原始的德性。因此，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实际上并不能揭示“好人”的真实状况，而是得出一个热情甚至有害的结论：“好人”需要现代化。对于“好人”的培养，或许我们不应该急于追寻现代性失落的欲望，而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发现我们最初的欲望，坚守我们最初的欲望。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阶级地位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理性往往具有很强的地位。从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上来说，现代道德可以说是对传统道德的改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具有现代美德的人比具有传统美德的人更“好人”，也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不需要“好人”。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好人”都是不常见的，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和磨难。电影《天下无贼》（2004）剧照。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好人”的结构却没有根本改变。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区别在于具体的美德，而不在于美德的“好人”起源。 “好人”是在“神”与“人”分离之后出现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关系不大。无论传统还是现代，“做好人”是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只有把“好人”作为一个行走传统与现代的概念，才能还原“好人”的本来面目，在探寻真理的路上避免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这里，我们需要将观察问题的视角从道德社会学转向哲学伦理学。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们的认识最经典的概括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人本质上是政治动物”和“马克思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本质价值”。依此二将，所谓“好人”，是指从前者开始的“政治好人”，以及从后者开始的“社会好人”。现代社会，经济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社会好人”可以沦为“经济好人”。这是主要的区别“传统好人”与“现代好人”之间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熟人与陌生人的区别可以从政治人与经济人的区别中抽象出来。 “政治好人”应该与“经济好人”区别开来。这或许是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好人”可以归结为熟人社会的产物，而在陌生人社会却难以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移至哲学伦理学的视角，这种“政治好人”与“经济好人”造成的好人困境就不复存在了。一旦摆脱了“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学束缚，在“好人”问题上，我们就能面对人本身，即回到哲学伦理的最初问题：认识自己。哲学伦理观可以被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超越观。超验观的出现总是发生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礼崩乐坏之时。由于礼乐的崩溃，使得个体生活与原有礼乐所祝福的社会生活格格不入，个体生活得到了审视自我与群体关系的机会，并趋于超越各种既定立场。但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生存总是艰难的，另一方面，创造力总是非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断裂的时刻也是超越的时刻。贫穷中的创造，安逸中的衰败，是人民自身的真实反映。根据。自从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命题以来，它一直是一个不断解决的哲学和伦理问题。但在现代社会，“认识自己”往往是被“了解社会关系”所忽视。人们有意无意地被置于“社会人”或“组织人”的认知束缚中。 “好人”的问题已经转变为“好社会人”或“好组织人”的问题。这就是道德社会学掩盖哲学伦理学的方式。 。正如阿奎那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因其拥有正义的灵魂和身体而成为一个人。”用中国哲学家的话说，它是一个存在与心灵的统一。分开谈论身/灵或身/心“只是为了谈话方便”。这次，我们在“人”的基础上加上了“好”。 “好人”就是“身体和精神”好，“身心”好。从遗传的角度或者从个体发育的角度来看，身体总是先于精神，所以好人的第一个定义就是“好身体”，或者说得更吸引人一点，“好身体”。 “好人”的本义主要是指身体，即处于良好状态的人。d 健康。身体的“善”到一定程度就是“美”，这就是所谓的“健美”。所以，物质层面上的“好人”，就是最高层面上的“好人”。古希腊雕塑常常表现人体的美，也就是表现身体的美好。虽然在日常用语中，“好人”狭义为良好的品德，但身体健康却始终是“好人”隐含的“好”。灵在身体之后，但灵不如身体重要。相反，在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上，无论古今中外，还是西方，人们总是崇尚精神，贬低身体。身体常常被视为腐败的象征，而精神则被认为是更高的存在。 “好人”不仅指身体，也指灵，更重要的是指灵。但人是身体和精神的结合体，所以“身体好”“好人”与“好精神”不能分开讨论，单一层面的“好人”总是不完整的。《庄子》描绘了一些断腿、相貌丑陋的有能有德的人，意在告诫人们不要以貌取人。但身体不完整的“雅人”不能成为价值的主要追求，光靠精神层面的“提升”并不能支撑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作为肉体，它是人们无法摆脱和摆脱的东西。电影《绿皮书》（2018）的剧照，无论是现代影视剧还是古典舞台剧，往往都会选择帅气、正直、身体强壮的演员来扮演“好人”，虽然表面上是市场需求造成的，但如果把“好人”甚至“英雄”塑造成身体残疾的人，总会给观众带来遗憾。只有以肉身的毁灭换取精神的永恒，才会在异常情况下发生。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在追求平庸和满足。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弘扬英雄的社会，一个允许妥协的社会。当然，“好人”必须是一个追求高尚精神的人，但同时，他也必须是一个在尘世烟火中乐于享受身体、身心健康的人，即普惠众生的“凡人”。我们一般不称身体意义上的“坏人”，而是称他们为“病人”或“残疾人”。同样，身体意义上的“好人”通常被称为“健康的人”或“健全的人”。尽管今天很少使用身体意义上的好人/坏人，但好人作为美德的来源仍然对身体善良的定义有一定的支持。比如我们会用漂亮的牙齿，一双漂亮的眼睛等等。指体内各器官的良好运作。身体意义上的好人是指身体各器官功能良好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完整身体的“好人”的支持，每个器官的功能优势就不再具有意义。这是“好人”作为一种善的起源的实物证明。物理意义上的“好人”这个称呼普遍被抛弃，因为语言的发展和丰富已经细化了物理意义上的“好人”的指派。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的一些简单交往中，肉体的“好人”仍然发挥着沟通和交流的作用。 “好人”条目下给出了三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综上所述，“好人”的定义逐渐向精神轨道上缩小。换句话说，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好人”的概念比意识更多地被使用。裸体的人是身体与精神的结合，身体分开，灵魂相连。正如梁漱溟所说：“人的生命摆脱了动物的本能，心超越了身体，出现了理性。从身体上来说，人与人之间是分离的，甚至趋于排他性的。从内心上来说，好恶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接近的。”人类从母亲的诞生开始，就开始了自由之旅。肉体的自由是脐带一剪断就实现的，而精神自由的实现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身体的成长与精神独立的发展不同步，往往会导致抑郁等精神症状的出现。精神超越肉体，既独立又与他人相连。脱离了身体的束缚，圣灵就可以与神联合起来。但正是由于肉体的奴役与精神的超越的结合，“好人”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如果精神不独立，那么人就和动物一样了，好人与好马没有太大区别，只能归结于身体的自然机能。人比动物优越，但无法达到上帝的纯粹精神，所以好人与好人不同。杰出的人不是好人，或者也许不是好人、有正义感的人。值得讨论的是与他人分享善的好人。从角度来看善良的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不伤害别人，或者说更多的是，无意伤害别人，比如老虎也吃很多小动物，但人们甚至不因此而称老虎为“森林之王”。偶然的话，可能会触犯法律，但不能算坏人；那些故意伤害别人的人被认为是坏人。无心伤害他人是好人的底线道德要求。密尔认为“不贪婪”是正义的首要原则，因为“只有那些保护每个人免受他人伤害的道德——无论是直接伤害他人还是因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受到阻碍而造成的伤害——立即成为个人最关心的，也是最有利于促进和执行自己言行的。”无心伤害他人有句名言，那就是“无害之意”。 “无意伤害他人”是人们常说的日常道德准则。还是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1992）中的一张。而利益他人，是对好人的一个很高的要求。当我们向别人寻求帮助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们通常说“你是个好人”。对别人有用而被称为“好人”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因此，利人的人，尤其是不断利人的人，构成了“好人”最重要的内涵。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人被称为“高贵的人”。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有利于一个人的行为可能会限制另一个人。例如，对个人有利的行为可能对群体不利；对一小群人有利的行为可能会伤害更大的群体；对某一群体有利的行为可能会伤害该群体。因此，对他人有用是构成“好人”的一个不明确的条件，是必要但不充分的。对于不强迫他人、不为他人谋利的“好人”，人们往往会加上一个限定条件，称他们为“好老人”。如果始终坚持不得罪他人的原则，这是一种虚伪的“好品格”，本质上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所以，走极端的“好人”其实就是“坏人”。所以，“做一个好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简单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正常情况下不伤害他人、利益他人的愿望，而且还需要在某些情况或事件中对“善”的认识、判断和勇气。做“好人”的难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变化和差异无关，而是根源于人自身的退化和局限性。 “做”一个“好人”，就是对人性的堕落和局限性的自觉超越和克服。它是古今中外的一种身心修炼。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Verdens Verste Menneske，2021）剧照。 3.”做人”与“做好人”（一）从“工作”到“生活”人是身体和精神的结合体，所以离开“体”就不能说“心”，离开“心”就不能说“体”。“身心合一”，即“知行合一”，是一个人最终在“做”中看到的东西。廖慎白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人’是通过‘做’而造就的，而‘做’或行为和技能成为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人’”。因此，最重要的不是认识到“好人”是一个涵盖时空的概念，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好人”；总而言之，就是理清关于“做一个好人”的道德和社会学障碍（第2版） 作者：赵廷阳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出版社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地谈论“做一个好人”而不是“做一个好人”。比如，我们通常骂不道德的人为“非人”。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在做坏事，即使做了坏事，也不愿意别人说他们是坏人。但严格来说，“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好人”并不完全一样。与“做人”一起出现最多的词是“做事”，而与“好人”联系在一起的词是“做好事”。除了“做一个好人”之外，“做人”还有“做人”。 “好人”也有“圆滑老练”的贬义。比如，对于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我们通常评价“这个人很会做人”。人本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有与神相比，人的价值才被削弱。“好人”概念的产生，带有人向恶的倾向。在价值排序上，神是更高的。动物比人类低等，而动物则比人类低等。因此，我们会把恶人咒骂为畜生，或者比畜生还不如。善恶的区别并不用来指神或动物。好与坏只能根据人来区分。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做”。当涉及到“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哲学伦理学的层面下降到道德社会学的层面，考虑具体的情境和条件。然而，“下降”并不意味着“窥视”哲学伦理学，也不意味着“沉浸”道德社会学，而是在哲学伦理学的光芒下，行走在道德社会学的茂密森林中。 “做”可以定义“好人”/“坏人”，但不能定义“人”，所以不能仅用“做”来定义“人”。 “人”永远先于“做”。因此，在“做”之前，我们必须追问“做”的动力，即找到“做”之间的联系。静态的“身心合一”和动态的“做”：人们为什么这样做。这里，除了灵、身、心、体之外，还需要引入另一个概念：生命。 “人为何做事”的根源在于生命，在于生命的自然潮起潮落。人类生命的自然流动是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电影《三峡好人》（2006）剧照。正如赵汀阳所主张的“人性目的论”：“创造冲动是每个人的自然冲动，因而是人生普遍的、必然的目的……人生来就有创造力，正如人生来就有自由一样。对此，梁漱溟的描述更为明确：“生命的本质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发展，不断的变化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于‘人’，尤其是‘好人’来说，‘做’很重要，但‘生’比‘生’更重要。 “做”。因此，虽然“做一个好人”的讨论必定涉及到从哲学伦理学下降到道德伦理学的问题。社会学，即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不能被确定，甚至不能说是生命的自然发生。 “好人”或“做坏人”肯定会受到某种社会状况或事件的影响，但不能逆转人存在的目的。相反，人存在的目的是评价社会或制度好坏的基础。熟人社会，坏人很难改弦更张，一旦被钉在耻辱柱上就很难回头；可能不被其他社会认可；得到更多救赎的机会，但他们在人眼中是令人厌恶的敌人和我们”。 “孝悌是仁义之本！” （《论语·雪儿》）“孟子公孙丑曰”，“今人见小儿落井，无不生畏恻之心。”以“孩子”为代表的欲望主张“婴儿”是最直接的这是善良终结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基础。婴儿状态下的“好人”是天生的“好人”，而不是有意识的“好人”。自觉、自然，是“好人”的最高形式。从婴儿开始，回到婴儿，是道德修养的循环，所以儒道本质上是一体的。然而，从自然到意识的过渡是“知识”和“思想”之间的过渡。生活中，没有极端情况下的生死抉择，也没有提供很多成为英雄或犯罪的机会，但做一个普通的好人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道德决定。正如海勒所说，“做一个好人”是一种绝对优先的“存在选择”。梁漱溟把人对自然的觉醒描述为巨源“判断论”中的“突然一念”：“就人类生命的整个历史而言，有几万年；就个人而言，有数十年”。沙漠即使我们距离很远，也让我们突然考虑一下这种行为的后果。”也就是说，人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然状态，才能有意识。从自然到意识，冯友兰有一个形象的词：觉醒。“解决办法是理解……意识就是自我意识。”从自然到自我意识，是人体和精神的双重飞跃，但最终取决于精神的飞跃和来自学习和思考的“理解感”。在“知”和“思”的参与下，人们可以做符合标准的事情，甚至可以为正义而牺牲生命，但仍然很难将盲目的行为称为自然行为，“爱自己”是自然法则，“爱邻如己”是道德法则和宗教法则，“爱人”是“美德”。版本：中华书局，2014年6月（本文指第二册） 因此，“做好人”的第一步是走出“自我”，而最高境界是“无私”。对于“无心”的境界，冯友兰将与天地相对应的“天地境界”称为：“此境界之人，如在世间”。 “自我”和“自我”是一个人存在的两个极端。人的境界大多处于“自我”与“无心”之间，都是“凡夫”。因此，“做一个好人”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的问题。能够参与天地的“粗心”之人，就是“圣人”，这是从“善人”的又一个跳跃。 “普通人”可以体会到“好人”的存在，但未必能摆脱自我关注的束缚，所以不得不“做”、“否定自己”来“修身”。 “觉悟”或“反思”是做好人的首要条件; “反思”是“自我意识”的第二个条件。当你有自我意识时，你就能成为一个“好人”。那么，人如何拥有“自我意识”呢？问人类为什么有“自我意识”，本质上就是在问动物如何升级为人类。进化论将人类的出现归结为自然进化的结果，而“进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存竞争”。作为一个物种，因为“自我意识”，人类可以逃离自然过程，进而影响自然过程，从而在地球上出现其他物种。第一阶段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即把自己视为群体的一员，区别于其他群体，这可以称为“群体的自然意识”，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分为对人类群体有用的人和对个人有用的人。因此，好人的问题可以看作是个人自我意识逐渐发展而产生的问题。在盲人群体意识控制下的人完全服从群体的需要，不存在好人或坏人之分。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将“自我”从人类的“大我”降低到个体的“小我”。而“做”一个“好人”，就意味着走出局限于个体的“自我”，回归到人的“自我”。而且，它还意味着相对于世间万物，脱离“己己”，达到与“天地”的“共同体意识”。电影《Cafarnaúm》(2018) 剧照。从这个意义上说，“做好人”的问题不仅是普通人的小问题，更是人类的大问题。这是一种自然人类摆脱动物世界并获得自我意识的过程。从个体的“自我”到“大我”和“天地之性”的回归，是一个与自然相矛盾的人为过程。所以，走出自我，成为一个好人，是一个培养对本能控制力的艰难过程。对此，仅靠意识通常很难做到这一点。它把外在惩罚的需要置于“人”向“好人”转变的过程中。 《创世记》最初对人类诞生的描述，是对从“自我意识”到“走出自我”的转变的生动比喻。作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吃下知识树的果实之前，都处于与世间万物混沌结合的状态。亚当和夏娃吃了知识树的果子后，有了自我意识。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审视自己，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不愿意，所以他们用树叶编织了一条裙子。这时，亚当和夏娃成为了真正的人。裸体是“自然”，而编裙子是“人造”。人类起源于与自然冲突的社会过程。因为你违背自然，自然就会惩罚你，你就会受苦。违背自然就意味着违背上帝，而遭受自然的痛苦就意味着在上帝面前赎罪。亚当和夏娃组成了第一个人类社会。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社区意识。当面对神时，他们因为羞于赤身而躲起来。此时，上帝，即自然，可以认为是人类社会之外的第一。这是自我与他人的第一个差异，即群体间的差异。其次是群体内部的分化，也就是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兄弟，该隐和亚伯。亚伯放牧牛，该隐养殖。该隐因为嫉妒亚伯的供物而杀死了亚伯。当神问什么时亚伯还没到，该隐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创世记4:25）这就是著名的“该隐之问”。这本质上是一个人在自我意识觉醒后是否应该离开自己的问题。显然，自我意识特别是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后，人立刻陷入自我中心的泥潭。为了鼓励人们离开自己，创世记的记述是神对该隐的惩罚。 “现在你受到了这片土地的诅咒。你将在这片土地上耕种，它将不再为你服务，你将成为世界上的流浪者。”但在该隐的恳求下，上帝应许确保该隐不会被杀：“凡杀该隐的，必受七倍的报应。” （创世记4:25）该隐得以生存并生儿育女。亚当和夏娃生了一个儿子塞特，他取代了亚伯。有趣的是，在创世记的记载中，该隐第四代和第五代以及第六代和第七代的名字f 塞特是相同的：玛土撒拉和拉麦。拉麦的儿子就是方舟的建造者诺亚。从创世记叙事的安排中，我们可以找到人类从“自我意识”到“自我进化”艰难转变的痕迹。亚当和夏娃代表“共同体的自然意识”，该隐和亚伯代表个体的“自我意识”，玛土撒拉和拉麦共同指称该隐和塞特的后裔（代替亚伯）意味着“共同体的自然意识”被摧毁后的回归。 。它从根本上涉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我解放，就是消除身体与身体的界限，与他人走到一起。一个人离开自己所必需的，是相应的对方也有内心离开自己的意愿。之所以很难离开你的舍利，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在驱动力红色，这是进化意义上自然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他人的不信任。单方面的忠诚总是意味着冒着被他人利用或嘲笑的风险。 《现代性的结果》 作者：【英】安东尼·吉登斯 译者：何田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1年2月 我们观察到传统社会“好人”概念在现代社会之所以受到冷遇，是因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不同。传统社会的信任建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而现代社会的信任建立在制度关系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不相信别人。然而，作为社区的重要存在，人们需要走出自我，因此建立调解员是为了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这个中介在传统社会是一种伦理关系，在现代社会是一种制度关系。社会。伦理关系是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信任关系。我们常说的血缘、学术、地理关系的伦理纽带，从根本上讲是与在一定时期内生活在共同空间中有关的。制度关系是一种利益分配关系，其有效性取决于自我不受到不公平的伤害。传统社会，制度以伦理为基础；在现代社会，道德是建立在制度之上的。但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走出自我”做一个好人的要求和困境都是一样的。伦理关系和制度关系都不是做好人的绝对依据。调解人始终是调解人。没有中介还是可以做个好人的，就看有没有离开自己的勇气。因此，“勇气”在东西方哲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德。“勇敢”不仅是在战场上不怕牺牲的独特美德，也是日常生活中好人的基本美德。伦理关系和制度关系都很复杂，并不完全一致。一个仅仅靠调解人离开自己的“好人”，未必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善”。 “好人”受到伦理关系的限制，可以回归“好人”；仅仅在官僚机构中游走的“好人”树立了“合法作恶”的坏榜样。因此，最重要的是回归人本身，避免以“拥有”的外在诱惑为理由，以不同的名义成为彻头彻尾的“工具人”。无论面对什么样恶劣的外部环境，我们都不能失去率先表达善意的勇气，做一个可以信赖的“好人”。 【来源出处】冯书生：《拯救“好人”观念：一种可能的尝试》，《河北学术期刊》al》，2025年第2期，第131-140页。 作者/冯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学院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编）本期评述/梅建华（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陈新宇（清湖大学法学院教授） 正文秘密/罗东介绍的证明/薛景宁
